不说李冲和太后的故事。再说修建云岗石窟的莫悲兄弟及其子孙，因为有了皇权的支持，建筑公司的进展十分迅速。文明太后去参观了一下施工现场，见几个洞窟的菩萨已经初具规模，回宫后很是高兴，下令重赏莫悲兄弟，争取在自己三十五岁大庆时开放洞窟。
随行负责接待文明太后的佛教协会主席昙曜趁文明太后在西山寺休息的时候，启奏说：“近几年干旱不断，平齐郡郡民及其他种族的人，凡是能够每年捐赠谷米六十斛给寺庙的，可以做‘寺庙户’，所捐献的谷米作为‘寺庙米’。当遇到饥荒时，就拿出来赈灾，救济饥民。这样，既显示佛法的大慈大悲，也可以减轻官府赈灾的财政资金压力。”
存粮于佛寺，等于国家无形中增加了粮仓，这确实是个办法。见文明太后频频点头，昙曜更进一步说：“民间的重刑犯和发配到官府的奴隶，可以当作‘佛图户’，到各寺庙当差洒扫，还有的壮劳力可以充实到西山石窟工场，搬沙运石。”
这更是个好办法，既可以让囚犯服刑，净化心灵，还可以增加劳动力，文明太后又是点头。
既然得到皇太后认可，献文帝本来就是虔诚的佛教徒，自然无话可说，全部批准。于是，“寺庙户”“佛图户”遍及北魏各州县，至使很多犯了罪的地痞流氓，也以“佛图户”的身分在寺庙里躲藏起来，寺庙竟然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
寺庙尽管成为了藏污纳垢的地方，但因是太上皇帝的最爱，没人敢去多嘴。那天，献文帝拓跋弘从西山云岗石窟归来，见莫悲兄弟所刻观音妙像是依文明太后尊容仿塑，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这个文明太后，她手下就没有一块权力的真空。我看她这手也未免伸得太长了，不只是朝廷政务，甚至连佛门净土也要插一手，这是公然对皇权的挑战。长此以往，怎么得了。
有此阴暗心理，献文帝决心与之抗争，来个“退休不退位”。于是小皇帝拓跋宏和他的父亲就上演了一出“占着茅坑的不拉屎，不占茅坑的拉野屎”的闹剧——朝堂之上演出了“御座两父子，帘后太上皇”的奇观，常常弄得大臣们不知道究竟该听哪个的才是。
这天，献文帝征对皇室国库供养西山石窟群建设，愤愤不平，认为靠菩萨为太后塑像，就是消耗国家资财，为个人歌功颂德。以国家之力，为个人争光，这这么行！
为表示自己的不满，也为了表示自己才应该真正成为歌颂的对象，他亲自到西山脚下的农家田园，帮助农夫耕田、栽种，以此作为表率，劝课农桑。并发布诏命：“各州郡农家，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终身不仕。”
这可不得了啦，因为一条牛，一家人都不能成为公务员，这样高的代价，谁也不愿违反。这一诏命，极大地解决了农事耕牛不足的矛盾。
献文帝发布诏命的另一个目的是投石问路，看文明太后对自己再次秉政有何反应。文明太后此时和内秘书令李冲正搏击得“天翻地覆慨而慷”，哪管太上皇帝的小打小闹。
献文帝由此错误地认为文明太后此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攻读圣贤书”，胆子也就越发的大了。征对吏治情况，又发布一道诏命：“县令能治理一县劫盗的，可以兼治两县；得两县的奉禄；能治理两县的，可以兼治三县；三年后升任郡守。二千石奉禄以上的官员能治理两郡，或者三郡的，三年升迁为刺史。”
纵观历史，不能不说这是献文帝奖勤罚懒，整饬吏治的是最佳方案。这条诏命，得到文明太后的反应，不仅没有反对，还在各种场合表示赞同，多次褒奖。称赞“太上皇帝”的两条举措解决了多年未解决的疑难问题。
有了这两个诏命的成功，献文帝很有成就感。这天，听有司启奏说：“全国统计有寺庙多达一千零七十五所，一年用于祭祀的猪牛羊三牲就多达七万五千五百头。”
献文帝为表示对“西山石窟财政支出”的不满，发布诏命：“自今日始，若非皇家祭拜天地，社稷、宗庙，各地祭享，不得杀牲，以酒脯代替。”
献文帝的举动，再次得到文明太后的默许。这一来，献文帝错误地认为皇权已被自己牢牢地抓在了手中。开始有计划地出巡全国各地，视察吏治情况。
北魏延兴三年（公元473年）11月，献文帝南巡到达怀州，遇见一群“告御状”的村民，五百多人跪在皇帝鸾驾前，随行的尚书陆跋询问为首的村民：“你们聚众拦阻御驾，太上皇帝不怪罪你们，你们究竟所为何事？”
为首的村民说：“小民孙诲有事启奏。去年山东饥荒，民多饿死，各地死士相与为盗，扰乱郡县。大有向相州漫延的状况。枋头镇戍卫将军薛虎子当年镇守枋头，盗寇闻风丧胆，不敢扰乱市民。今非常时期，请恢复薛虎子戍卫将军的军职。”
“薛虎子何许人也？”对枋头镇将这样的军分区司令，献文帝确实还没听说过。所以询问身边的尚书陆跋。
陆跋自然清楚，薛虎子当年因参与诬告李奕、李敷，文明太后一怒之下罢免了他的军分区司令，而今他仍在武装部门口看守大门。听说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事和皇太后有牵连，献文帝就犹豫起来。
随行的大太监剧鹏晓得太上皇帝的顾虑，悄悄说：“而今太皇太后身边又有了李冲，也许不会再过问李奕当年的这些人事了。”
献文帝听说之后，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点头答应了孙诲等人的请求，恢复了薛虎子枋头镇将的官衔。为薛虎子平反后，献文帝又发布诏命，一切赏罚，皆以法律为准绳，“不准口报鲢鱼三百斤”。一人犯罪，如果不是谋反大逆，罪止其身，不牵连家属。此举，修改了刑罚的连坐罪，推动了法制的进步。
为薛虎子平反的讯息先一步传回平城，献文帝原本决定回平城后即着手调查李冲的问题，看能不能抓住把柄，弄一条罪名悄无声息地把他也办了。
心急火燎的献文帝在半路上又耽搁了行程——齐州（今山东济南市）刺史拓跋平原要太上皇御驾驻跸途中，调派各地军马与齐州驻军形成“围点打援”的军事部署，消灭造反闹事的暴民——
原来，齐州一个算八字的看相先生刘举是属猴的，自称上应天命，在齐州自称“齐天大圣”（不知其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否参照了这个美名）率众造反，聚集了旗下的徒子徒孙，造反的妖人多达万余。献文帝诏命司空、东郡王陆定国派出部队，与齐州军马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剿杀日宜猖獗的叛匪。
按说，太上皇帝的命令当臣子的应该严格执行才是。没想到陆定国却说：“部队是国家机器，得由太尉统一指挥，没有太尉的调兵虎符，微臣碍难从命！”
这一来，简直是让太上皇帝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使得豪情万丈的拓拔弘犹如掉进了冰窟里。献文帝这才意识到自己虽是太上皇帝，却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军权都掌握在太尉冯熙手中。
献文帝不得不以“勤王”的名义，好不容易调动齐州附近的地方武装军队，配合拓跋平原的齐州军，向刘举宣战。
太上皇帝御驾亲征，假“真命天子”遇见了真正的真命天子，受欺骗的民众纷纷倒戈，这才将严重的叛乱平定。经过这么一折腾，献文帝回到平城，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了。
有了平叛妖人刘举的这个教训，献文帝意识到必须掌控军权，唯此为大。但军权历来掌握在冯熙手中，文明太后之所以敢于向两任皇帝叫板，就是因为背后有军队支持，挺得起腰杆。
若平空白地要将冯熙的军权转移到太上皇帝手中，冯熙不会同意不说，文明太后若不高兴了，说不定有好多人要掉脑袋。
献文帝隐忍不发，每天在崇光寺吃斋念佛，跟和尚们讲经说法，在宫中见到为父亲戴绿帽子的李冲也是尊敬有加，处处称呼其为先生。
就这样在处心积虑中刚过了几个月，前方传来柔然部队进攻敦煌的紧急边报，献文帝一看这是个好时机，当即召开八座大臣会议，准备亲自率领部队，御驾亲征。
这时，拖着病体的尚书陆跋建议说：“敦煌偏远，又介于西、北强寇之间，恐怕不能抵御柔然的进犯，不如内迁到凉州。”
拓跋弘不同意陆跋的建议，直接对太尉冯熙说：“冯卿把调兵的虎符交出来，朕要调动军队，亲征西北，剿灭柔然。”
冯熙明晓得这是太上皇帝假征伐之名，行抢夺军权之实，他受妹妹重托，哪会轻易交出军权，就委婉地说：“敦煌远在万里之遥，太上皇帝刚从东南巡视回京，鞍马劳顿未消，请将息龙体。小小柔然草寇，不劳太上皇帝捉刀。”
给事中韩秀官职太小，不晓得这场争论背后的真正板眼，也赞同冯熙的话，说：“敦煌置郡，为日已久，人习战斗，足以自全，敦煌太守尉多侯带兵有方，虽遇强寇相逼，短期必不致为强寇所灭，太上皇帝大可不必忧虑。”
又是一颗软钉子刺来，弄得拓跋弘再无话可说，只得休会。这次抢夺兵权的计划没有成功，两次的行动方案受阻，给献文帝以巨大的打击。太上皇帝大感头痛，只得再次隐忍，重新寻找机会。
果然，年底，敦煌守将尉多侯一举击破柔然万余兵众，斩获甚丰。消息传到平城，尚书陆跋一兴奋，脑溢血发作，一命乌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