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三十，永历朱由榔督领四万五千大军亲至益阳，此时李定国已围困益阳月余，仍不放松。他在益阳外围修筑了一道逶迤数十里的夹城，隔绝益阳与外界的联络，防止三顺王援军的突入增援，等朱由榔大军到了，把夹墙又加长了一段，彻底围死了益阳城。
岳州的三顺王和梅勒章京屯泰经过一番商议，拟定了两路救援益阳的计划，清平南大将军孔有德命屯泰率本部四千满洲镶蓝旗及八百余东江骑兵走陆路，从鹿角，走营田，突入益阳，命怀顺王耿仲明和智顺王尚可喜带着八千东江兵马和两万五余绿营兵乘船走水路，沿洞庭湖南下直到阮江口，再从阮江口进入益阳，两军约在七月初会师益阳，一举解围。
屯泰早先是跟随阿济格由东路进攻陕西后，南下湖广的，在李自成被杀，楚军投降后不久，阿济格便奏凯还京了。此时，湖广北部已经被征服，屯泰便以总督八省军门的身份，带领少数满洲骑士驻守在武昌。湖北各地的驻防清军主要是刚刚投降过来的南朝和大顺军叛徒，一时间，湖广兵力空虚，好在当时驻守长沙的何腾蛟手头也没有多少兵马，湖广的局面才比较安稳。
与何腾蛟、章旷等人不同，屯泰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力量的不足，更自知，也更务实。到任之后，他就派出使者对尚未归附的明朝文官武将和大顺军余部广行招抚，委以重任，力求稳定和扩大自己的地盘，惟一对他不利的是清廷严厉推行的剃发改制遭到汉族军民的抵制，使他的招抚政策未能取得更大效果。如田见秀、张鼐、袁宗第、吴汝义、刘体纯、郝摇旗等都曾在他的招罗下，派使者至武昌联系，最终是因为剃头的问题，而没有达成协议不久，田见秀等东路大顺军将领都率部北入湖北，在荆州地区同李锦、高一功等九大头领率领的西路大顺军汇合，只有郝摇旗、王进才二部留在湖南。
而何腾蛟、章旷对于大顺军的敌视，则显得目光短浅。尽管李赤心等部大顺军改编成为忠贞营后，大大增强了何腾蛟的力量，但是何腾蛟、章旷等没有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力量驱逐立足未稳的清军，反倒在粮饷等问题上对忠贞营倍加责难，能战的王进才部就是被何腾蛟逼反的。
在原本的历史上，也正是在何腾蛟愚顽的经营下，兵力单薄的屯泰才熬到了平南将军孔有德的大军，随即，清军便横扫湖广南部，将何腾蛟部十三镇兵马彻底赶出了湖广。
在孔有德的军令中两军的人数都夸大了，譬如屯泰的四千满洲兵，被夸成了一万满洲精骑，耿仲明的三万五千步卒，被夸成了七万大兵，事实上只有八千东江精锐，其他两万多都是杂牌绿营兵，这么做，无非是壮壮声势而已。
虽然如此，屯泰和耿仲明都是清廷宿将，麾下猛士锐卒不少，这来援之势势如雷霆，看来，这一仗是志在必胜的。
两路大军分别从岳州，沿水，陆二路出发，出援益阳，这对明清双方来说都是一场重要的决战。由于耿仲明和尚可喜的官爵，和部队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屯泰的五千兵马，因此援军中一致认为耿仲明是这次出击战的主帅，在两军之中，以他的西路军为主。
但孔有德事先嘱咐过耿仲明和尚可喜，他们两路大军要考虑的不是主次从属，而是正兵、奇兵的问题。换言之，他们要考虑的不是个人地位，而是两军的作战任务、作战性质、以及怎样根据作战性质来完成救援任务的问题。
在足智多谋的尚可喜看来，既然大将军明确规定两军各自为战，互不统属，那么彼此之间只有相互配合而没有从属的关系，再提为主为次的问题已失却其现实意义。
在者说，虽然他们官爵要远高于梅勒章京屯泰，但屯泰毕竟是满人，是主子的忠犬，同样是满洲主子的忠犬，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如今的大清是满人的天下，不是汉人的天下，满人不论出身，先天决定他们要高汉人一等，所以论实际的政治地位，他们这些汉犬还要在满洲犬之下。
孔有德要不是有平南大将军的临时帅印，也是号令不动屯泰这个满洲大将的，这也算是多尔衮给孔有德这个资深忠犬的一点破格的恩赏和信重。
明白其中厉害关系的尚可喜觉得，如果真要讲主次，那也应以屯泰为主，耿仲明为次。这个主次不以爵位，不以麾下兵马数量决定，而是种族决定。
所以一向谨慎多谋，顾全大局的尚可喜顺势提点了下耿仲明，耿仲明能做到偏师主帅，自然也不是个二愣子，对于屯泰这个满洲大将，也是小心翼翼地应付，决不愿在这个容易导致矛盾，造成纠纷的敏感问题上去惹怒屯泰，由于耿仲明和尚可喜的知趣，谁是主帅的这个问题小心地被避免了，屯泰对他们诚恳谦虚的态度，也是十分满意。
不过耿仲明和尚可喜心里十分清楚，主次可以不分，奇正却一定要弄明白。
古代作战，重视正兵、奇兵的关系，一般是以正兵为主，奇兵为辅，有时出奇制胜，奇兵地位的重要性又超过了正兵。
以这场救援战而论，西路军的三万五千余步骑很明显是正兵，屯泰的五千兵马是奇兵，双方有着决然不同的任务。
正兵承担正面主攻，吸引明军主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伤亡肯定很大，当然这也是绿营炮灰存在的主要意义。满洲兵是很精贵的，他们作为奇兵，无需和明军死磕，只需要在关键时刻，奋力一击，作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存在，破掉明军阵势，趁势攻破益阳外围明军修筑的夹城的任何一段，与城内卓罗、马蛟鳞取得联络，再内外夹攻明军，一举战而胜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