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来临，天气炎热，多生瘟疫，金良让冀州、并州诸郡县城池里守卫的部队做好清洁卫生来防范瘟疫，华佗、张仲景的医学院学员奔赴各地，指导防疫工作。
金良遵循天时，在农历六七八这三个月里休兵停战，与兵休息，各地中央军士卒、郡县兵除了在所属的屯田上耕种谷物，就是帮助家人耕种谷物之外，还参与兴修水利，避免夏季洪水泛滥，剩下的时间里，除了五天聚在一起训练一次，就是充分的休息，养精蓄锐。
金良在这三个月里，办了一件人人称道的大事，他宣布免征算赋，也就是免征人头税，这个惠民政策无疑让民众得到极大的实惠，一时之间万民欢腾，金良差一点儿成了万民生佛。
金良之所以免除算赋，除了减轻民众的压力，让民众从战乱中休养生息的根本原因，却也因为冀州、并州七百万人每人一年一百多钱的算赋，总计才只有七亿钱而已，这么一点儿钱，对于现在有许多挣钱门路的金良来说，真可谓九牛一毛，养活中央军的十几个财源里随便拿出一个赚得都比这个多得多，取消这个可以减轻民众的负担，可以得到民心，何乐而不为呢。
再者，金良让内阁拟定诏书免征算赋是有条件的，只有到官府入籍者才能免除算赋，入籍者才可以在冀州、并州范围内自由通行，未入户籍者不仅不能分得田地，还要缴纳十倍算赋。即便是权贵豪门家仆也有入籍，不然查到以后对该权贵豪门世家进行重罚。
金良搞这样全民入籍的举动，并不想像后世假借办什么狗屁暂住证之类的玩意来敛财。而是想核实整个冀州、并州到底有多少人口，想把那些世家大族隐匿的人口给逼着显示出来，对人口情况了解清楚才能制定下一步的战略。
各地世家见金良横扫世家叛军。不敢再违逆金良的意志，开始缴纳田赋和商税，当然金良现在的政策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所以田赋商税并不甚高，对于世家大族来说是九牛一毛，他们没必要为了这么一点儿钱跟金良的数十万中央军作对落得像晋阳王家那样灰飞烟灭，所以他们妥协了。
这些世家缴纳了田赋商税，而税收只跟田亩、商铺、矿产等营收挂钩。跟人口不挂钩，所以他们继续隐匿人口没有半点好处，便没有继续隐匿人口的动力，又迫于重罚的压力，便把之前隐匿的奴仆、佃农全赶去当地郡县乡亭官府登记造册。
金良给出的时间是三个月，三个月内冀州、并州的人口统计要全部完成。
留驻各地的中央军将士、各地郡县兵在休整之余便帮助各地官府督促各地民众去官府登记造册领取户籍证明，包括每个进入冀州的流民也都安置下来。登记造册，金良这一次非要查清楚自己治下有多少人口不可，不能再拿推测出来的七百万来蒙蔽自己。
跟这个人口大普查相互配合的便是整合村庄，把错落在山间荒谷的小户人家都迁移到大坞堡里面，避免战乱对这些人家的损害。各地郡县兵四下出动，搜遍每一处山隘荒村，把散落的小户人家、小村庄都迁移到大坞堡里面。
特别是并州北部，因为那里时常有羌胡、匈奴、鲜卑等胡人南下劫掠，根据金良意志建造的大坞堡都是棱堡结构，那些弯刀骑射不善攻城的胡人根本攻不破，他们只好去劫掠那些散落在山间荒谷毫无防备的小户人家、小村庄，胡人经常会在过冬前对并州进行一次扫荡，要赶在这次扫荡前完成迁移。
每个郡县乡亭都有当地驻军协助执行人口统计任务，让每户的家庭成员都要当地官府衙门，由当地官吏当面验视，检视完毕发放户籍凭证，凭证是一张硬壳纸，上面有个大概的画像，画像下面的信息有郡、县、乡、亭、里等所在地名、姓名、性别、年龄、身高、肤色，上面盖着当地县尉的大印。
虽然金良已经想法设法鼓动民众主动申报户口，但不可避免会有一些人把官府的意思曲解拒不到官府申报，甚至还有一些有过劣迹的不敢露面的，金良便下令发动检举，光熹元年十月前，完成冀州、并州人口调查，到时候还没有入户者又非新移民，不仅本人罚做官奴，所在亭长、里长皆要罚做苦役。
三个月过去后，整个冀州、并州人口统计出来，总计有八百七十七万六千四百五十二人，男子有三百九十三万四千一百二十二人，女子有四百八十四万二千三百三十人，女子比男子多出九十一万。
金良对这个结果并不惊讶，他早就想得到，世家隐匿的人口会远超过大家的估计，按照原先估计的世家隐匿人口而估算出来的冀州并州人口不过是七百万，现在看来，那个估计还是太保守了。可能还有某些世家有一些隐匿人口尚未报上来，最近几个月陆续从其他州郡投奔过来的流民算起来，现在的冀州、并州大概有九百万人口，算是大汉鼎盛时期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金良刚穿越到这个时空，恰逢十常侍之变，他说服丁原带兵入了洛阳城，参与进去，金良乘机救了太后和天子刘辩、陈留王刘协，开始了自己非常规的发迹历史，金良还乘机派魏续、宋宪洗劫了皇宫里的典籍，其中便有大汉的户籍典籍。
金良本来认为按照古代的条件，很难做什么人口普查，但看了从洛阳皇宫抄掠出来并运来襄阳大将军的典籍后，他发现不能低估古代人的智慧。
这个国度最迟在周代就已经普遍开展了人口核查，且形成定制。《周礼?地官?小司徒》记载道：“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其各登其乡之众寡”。可见，当时设置的“小司徒”和“乡大夫”等官职的职责中就包括了人口核查事务—登记民之“众寡”。
金良大规模地进行人口统计，并未引起强烈的反弹，就是因为在汉代，人口核查制度已经得到巩固和发展，户口典章制度已经日臻完善，每年农历八月，各郡、县都要核对户籍，进行人口统计。
金良重视人口，是因为人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富国”、“强兵”都离不开人力资源，所以必须掌握本国的人口状况。
以前的刘汉朝廷之所以年年搞人口核查，跟当时赋税与徭役制度是分不开。金良当政之前，直接以纳税人为课征对象的“人头税”曾经是刘汉朝廷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此外，百姓还须无偿承担各种徭役，在这种赋役制度下，人口核查就成为政府财政、税收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汉代课征的“人头税”主要有“口赋”与“算赋”。“口赋”是对七至十四岁的少年儿童征收的一种税，每人每年缴纳二十钱，作为皇室收入。当时，为了推行国家的有关社会经济政策，算赋对商人、十五岁至三十岁的未婚女子、以及奴婢均有加重征收的规定；对孕妇、产妇、以及有年过八旬老人的家庭则有免征规定。此外，汉代规定百姓从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均有服徭役的义务，徭役的种类主要包括道：适龄男丁一生中须到国都服兵役一年，称为“正卒”；到边塞戍守一年，称为“戍卒”；每年在所在郡县服劳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不能服徭役者，须缴纳代役金，称为“更赋”。
在这种赋役制度之下，人口的数量、性别、年龄、职业、社会身份以及婚姻、生育等情况直接关系到“人头税”的征收和徭役的征派，只有准确掌握人口动态信息才能确定百姓应承担的赋役义务和应享受的税收政策，人口核查成为实施这种赋役制度的前提条件。
《汉书萧何传》记载，在反秦战争时，刘邦的军队进入秦都咸阳，萧何就先把秦朝丞相御史收藏的图书收缴上来了，所以刘邦知道此时的人口已由原3000万降到1300万左右。
西汉末年，战乱和天灾使人口从6000万降至2100万。这2100万的数字是经过东汉对户口调查得来的。
东汉对户口调查，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东汉时的户口调查称为“案比”，即案验、比较，常常在每年8月举行，同时，宫廷还会派人来“算人”，就是朝廷派人挑选少女入宫，凡是良家少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如果姿色端丽的就可以入宫选妃子，像太后何莲当年就是这样选入宫里的。
东汉每年的户口调查规模也是非常之大，从县到乡，上至80岁老人，下到6岁以下孩童，都要一一进行调查。东汉户口调查的内容也很细，连身高、相貌都要调查。
因为东汉重视人口管理，所以人口数量比之前增长不少，桓帝永寿三年有口56486856，是史籍记载的东汉最高人口记录。
虽然经过了几年的黄巾暴乱和大规模的瘟疫，但人口基数在那里，同时还有很多世家大族隐瞒人口，金良现在粗略估算，大概整个大汉的总人口还是在五千万左右。
人口普查完毕后，有一个新问题产生了。
金良就发现凭空多出了许多没有田地急待中央军给他们分配田地的人口。
金良让人仔细盘问，方才得知，这都是世家大族为了减轻自己负担，放出来的一些奴仆和佃农。
几个月前，金良扫平了五州世家叛军后，挟此大胜，理直气壮地把剩下那些世家大族非法占据未曾造册的田地全都收了上来这些世家大族蓄养了很多奴仆和甘愿卖身的佃农，收留隐匿的人口实在太多，而多余的田地被金良非常理直气壮地拿走了，这样一来，世家大族们就发现，之前那些不甘心卖身屈服他们的自耕农从中央军那里分得的田地，比自家的人均田亩还要多些，甚至还要好些。
在金良执政之前，世家大族都逃避田赋、商税，但因为金良的铁腕镇压，残余的世家大族虽然是叛乱世家大族的十余倍，却都被几十万中央军的铁血给慑服了，他们不敢再重蹈郑泰等世家的覆辙，乖乖地答应缴纳一亩二斗的田赋，这跟自耕农缴纳的田赋是一样的这一亩两斗的田赋便加在那些佃农头上，本来一亩地收成大概能有四十斗，多交两斗也没有什么所谓，但现在可以交给佃农耕种的田亩短缺了，耕种得少了，世家地主又要多的分成，搞得那些佃农都在拿自己的处境跟外面自由得只用缴纳一亩地两斗粮食的自耕农相比，心里非常不平衡现在这世道变了，卖身为世家奴反倒不如以前做自耕农，很多佃农奴仆都纷纷逃离世家的庄园。
世家大族们看到这样的形势万般无奈，便按照中央军均分田地的标准，分给下面佃农每人十亩地租种减免了额外增加的两斗赋税，那一亩两斗的赋税便从自己向佃农原来征收的粮食里扣除，当然这样分下去，还有相当一部分佃农没有分到田地，这些世家大族便把这些佃农赶走，让他们去找中央军要田地。
人口大普查过去了，聚在中央军驻地前面的被世家大族遣散的佃农们拖家带口总有四五十万人之多。
金良有些一筹莫展，他考虑到水土生态保持下令不准盲目地开荒，现在整个冀州、并州的良田都已经分给中央军将士做均分田、军功田，还有很大一部分做中央军、郡县兵的屯田，当然韩浩现在改名为冀州建设兵团的屯田兵们占据的良田也不少，能够预留给这些佃农的田地只有二百多万亩，仅仅够安置二十多万人，还有二十多万人分不到田地。
如何安置这二十多万人呢？如何安置越来越多的流民呢？
金良有些茫然的目光投射到一个地方那里在后世被称为塞上江南。
这里是河套地区，贺兰山以东、金梁山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之地，包括银川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黄河在这里先沿着贺兰山向北，再由于阴山阻挡向东后沿着金梁山向南，形成“几”字形，故称“河套”。
河套西、北、东三面环以黄河，阴山横亘黄河之北，其沟谷多为古代大漠南北之重要通道，贺兰山耸峙于黄河之西，芦芽山屏障于黄河之东，南邻陕北高原依山阻河，形势险要，套里为鄂尔多斯高原，地表呈波状起伏，中部高，四周低境内之黄河，水流平稳，两岸土地肥沃，可耕可牧，故有“黄河百害，惟富一套”之说。
周朝之前，这是被属于狄人的匈奴人占据春秋时期，赵国的赵武灵王把版图延伸到阴山山脉，设立了云中郡，位于土默川平原东部秦朝统一中原后，派蒙恬率十万大军将匈奴逐出河套，迁徙3万户到那里戍边，设云中、九原两郡，秦末移民都返回中原。
西汉时，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击败匈奴的楼烦、白羊二王，占领河套大臣主父偃上疏建议在河套筑城以屯田、养马，作为防御和进攻匈奴的基地汉武帝接受这一建议，当年即置朔方郡和五原郡，后来又置西河郡，河套地区还包括之前的云中郡和定襄郡，以及北地、上郡的北部当时的人们引黄河灌溉，当地农业迅发展，经济繁荣。
怎奈好景不长，东汉时归附汉朝的匈奴人被安置在河套，在此放牧，然后便无汉人立足之地。
现在的河套东南有许多匈奴部落占领，西北边由许多羌胡部落占据，最北边由几个鲜卑部落占据，他们都在这里放牧，大好的良田都长了荒草，大好的黄河水白白地流过。
金良想到后世的塞上江南，禁不住扼腕叹息，自己再也不能放着这么好的沃土而不开垦
河套周边地区，除了到此缓缓流淌的母亲河黄河之外，还包括湟水流域、洮水流域、洛水流域、渭水流域、汾水流域、桑乾河流域、洛水流域、漳水流域、滹沱河流域，它们环绕着河套地区，正如众星捧月一样，这一带在两汉时期刚刚开发，完全没有后世的盐碱化、荒漠化，只要多多修筑沟渠，河套地区应该能开垦出三四千万亩良田，到时候容纳三四百万人都不成问题。
金良注意到的问题，其实之前的汉武帝注意到了，他在夺回河套地区以后设置郡县，建筑城池，迁民屯垦，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屯田，妥善安置归附匈奴，兴修水利，到了西汉末年，河套地区已经有了将近一百万人口，也开发出五十多万亩良田，怎奈王莽篡国时期，中原内战，匈奴人重占领河套，汉民逃亡回到内陆东汉初年刘秀采取收缩政策，西、北边郡多被放弃。
刘秀末年，匈奴发生内讧，南单于归附，东汉重开始对河套的经营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东汉对河套开始的治理到了东汉末年又因为内乱而终止，那些被安置在河套地区的匈奴人重作乱，汉人又再次纷纷逃亡。
金良不由得想起唐朝时对游牧民族的内附政策和明朝时对蒙古的内附政策，尽皆失败，这些游牧民族都是一个德行，在大汉民族兴旺时，他们摇尾乞怜，大汉民族内讧衰落时，他们亮起犬牙开始噬主。
已经到了农历九月份了，秋高气爽，没有之前那么炎热了，转眼就要收谷了，收完谷过不多久就要耕田种下冬小麦了，金良希望这二十多万佃农能够在河套地区播下他们希望的种。
金良之前让郭嘉派人探查过了，整个河套地区生活着九十多万牧民，他们来自三大种族匈奴、羌胡、鲜卑的数十个不同的部落，也正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部落经常发动摩擦战争，不能团结在一起，不然整个河套地区的游牧民族一起发动侵汉战争，九十多万牧民一下能武装起三十万骑兵，三十万骑兵肯定能横扫现在各自为战内讧不止的内陆诸侯们。
虽然大河套地区的游牧民族如一盘散沙，金良也有自知之明，不会来把盘整个掀过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