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王允，用自己对朝廷的赤诚和一身正气赢得了铲除董卓斗争的胜利和世人的称赞。
董卓被杀后，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遣使张种抚慰山东。”
录尚书事，就是领导尚书台（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这时候司徒虽然是空架子，但加上录尚书事，那就是货真价实的丞相。
“我啊，真厉害，董卓都被我干掉了，而且大家都服我！”王充居功自傲，有些飘飘然起来。
“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每当群臣集会，王允很少像以前那样和大家推心置腹，共同商讨权宜之计，而是正襟危坐，面无和悦之色。慢慢地，群臣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崇和拥护他了。
吕布也很爽，由中郎将一跃擢升为奋威将军，假节，进封温侯，所以后来有人叫他“温侯”，虽然这个将军，官衔不大，但加上“假节”就比较厉害了。这里说说持节，所谓的节，是八尺长的竹竿，上面装饰有旌羽，可别小看，它可是皇帝信物，看见它，如帝王亲临，可以对一定级别以下官员先杀后奏，大体相当于后世的尚方宝剑，同比的还有“假节”、“假节钺（假黄钺）”。
“哇塞，干掉董卓老贼，还真赚了，一下子可以享受丞相待遇了，有权力，有地位，还有五千户的租税可以拿。早知道早下手了，还要等到王充来劝我干嘛啊！”吕布越想越得意，所以这个人基本上没忠义可言的，对于他来说只有利益。可以说王充和吕布是双赢，但有一个人士孙瑞却被搁在一边，当初是一起谋划，但现在功劳全部被王允抢去，不过这个士孙瑞很想得开，不争也不抢，该干啥还是在干啥。
朝廷原来的意思是让王允和吕布这两位功臣共同执政，但吕布很快发现，自己行事处处受制，因王允非常强势，根本不允许有人和他平起平坐。
“奶奶的，这个吕布，怎么认为自己也就是一把手了，照照镜子吧，你只是一个会耍剑的一个武人而已，哪懂什么朝政啊，我王允才是货真价实的一把手啊。”面对吕布参政议政，王充有点气愤。
其实不懂政治的恰好是王允。
董卓死后，如何处理董卓留在郿坞的巨额财产马上被提上议程，要知道，这里的黄金有数十万斤，银十万余斤。
这么多白花花银子、黄灿灿的金子，谁看见都得吞口水啊，实在太诱惑人了。
怎么分配这些赃款赃物，是个问题，搞不好，绝对影响安定团结。
这时吕布建议：既然是非法所得，干脆把它分了，凡是朝廷的高级文官、各级武将，见者有份。
按说这是个正确的建议，对于稳定长安的局势有积极作用，但王允却不予采纳。
“都说董卓是贼，要是我们分了这些东西，我们也还不是贼吗？”王允坚决不肯，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这么做是为了国家好，但有些事情从道理上看是对的，但在事实上却不一定行得通。
王允这一决定，立即得罪了许多人，大家都觉得王允是个不通人情的人。
还有王允掌权以后，捕杀了很多曾经依附董卓的朝中大臣，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年也是在董卓的关照下才得以生存。
比如蔡邕之死。
前文说过蔡邕受董卓提携当了大官，算是董卓的旧臣，当他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时，正好和王允在一起。当时，蔡邕感到很突然，不禁脸色大变，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王允听到勃然大怒，严厉指责蔡邕：“董卓是国家的罪人，祸国殃民的罪行不可饶恕，你身为天子臣民，应该从大局考虑，从国家出发，共同声讨国贼，不想你念及他对你的一点私人恩惠，竟然为他感到痛惜，这难道不是与董卓同一鼻孔出气吗？”说完，便不容分辩，立即将蔡邕押至廷尉处问罪。蔡邕有口难辩，但作为文学家和史官，为了完成未竟事业，继续写成汉史，便陈辞谢罪，愿意承受刺剑削足之酷刑以保全余生。士大夫们都十分同情怜悯蔡邕的遭遇，设法营救蔡邕，可毫无结果，太尉马日磾专程前往王允住处，替蔡邕说情：“伯喈（蔡邕字）是难得的旷世奇才，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特别是对本朝故事了解颇多，应当给他机会，让他继续写成史书；况且伯喈以忠孝闻名于士大夫之中，现在以莫须有之名给他定罪，恐怕有失众望，不服人心吧！”可王允根本不听劝告，反驳马日磾说：“先前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成谤书，流传后世，现在国事衰败，更不能让蔡邕像司马迁那样，毁谤和诬蔑幼小的天子，因为这既对神圣的道德教化毫无益处，而且还使我们这些人遭到批评和指责！”马日磾无奈，只得退出，感慨地对别人说：“王允这种作法恐怕不行吧！善待人才，这是一个国家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命脉，而让国家经典得以流传，则是重视国家制度和创作的保障。如今，像王允这样不重视贤才，切断国家的命脉，阻碍国家经典的流传，难道能维持久远吗？”就这样可怜蔡邕最后冤死狱中。之后，文武百官和士大夫对蔡邕的死议论纷纷，王允这才真正明白蔡邕的确罪不及死，后悔莫及。